消灭打折票问题，已经成为全社会共鸣，从专业报刊的热门话题，辐射到大众媒体上，一度停报邮币卡信息报纸，在陆续恢复对邮币卡市场动态的报道。形成并将促动新一轮集邮发展的社会声势，对此，应有足够的重视。

　　说邮市好起来，有人却计较时间的具体指定；说邮市已经明朗起来，有人说自己怎么没有看到呢？对狂飚巨澜的热望和期待，必然对和风细雨、涓涓细流的忽视或冷漠。

　　我们人，都有自带防人的基因。因为个体有对个例制造假象的能力，但谁也没有停下时间之轮的本事，造出或掩盖整个市场面貌的本事。市场在发展中，会毫不掩饰地淋漓尽致的敞开自己的真面目。我们是市场的信奉者，常因误会市场机会之意而失宠，或坐失良机而一无所获。

　　俗话说“一好遮百丑”。“一丑遮百好”也要不得。美与丑，好与歹，是辩证的、相互转换。市场没有永远的“牛市”，也没有永远的“熊市”。对关系到集邮事业兴盛的集邮市场，要求并期待参与的积极性空前高涨，职能者扶持力度加强，复苏的禄期型态已经明朗，都是不争的事实，摒弃“熊市思维”刻不容缓。集邮也好，集邮投资也好，是个性张扬，检验个性的好形式。因为，邮资票品发行量有多与少，潜质有大小，价值有高低等因素，都能实现各取所需的条件。在一时的错乱中磨失了个性，投资如赶集，随大流，缺乏个性，拼余力追热点，自我保护意识差。回避冷点，殊不知此时之热点，也是彼时之冷点而来。

　　笔者近从邮友处索得老集邮家姜治方著《集邮和我的生活道路》一书。在展读之际，有两件事特别使我萦杯。该书第187页有如下文字叙述：“五十年代，在水原明窗的邮册里，称得上珍品的，仅有一枚红印花小字当一元而已，然而，一、二十年后，他的华邮专藏就洋洋大观，珍邮灿烂，令人瞩目了。据水原先生介绍，自中国清代、中华民、中国解放区直至新中国成立所发行的邮票，他收藏了百分之九十九。而且从1929年到1949年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苏区、边区和解放区发行的近五百套，二千二百多种邮票，他只差八十多种就全部集齐。水原明窗苦心孤谐收藏的中国邮票，使他获得了世界性荣誉，从1970元到1978年，他的中国邮票先后在“全日本邮票展览会”、“瑞士国际邮展”、“西班牙国际邮展”、“美国独立二百周年纪念邮展”等邮展上，获得过大金质奖，金质奖章、银质和铜质奖章等共十八枚。”

　　第二个情节，是同一本书第190页夏衍的一段话。他说：“中国士大夫只知道收集书藉字画、古董玩器，而不知集邮。集邮活动最初在欧洲兴起，后来传到中国。中国的邮政总办又一直是法国人担任。所以收集中国邮票，国外倒比国内容易些。…”

　　感谢二位提供的资料和独到见解——笔者大段抄录，引用原文说事，也许有违“惯例”，但保存完整性，更能使人认识集邮的真谛，传播集邮文化，激发有志者。

　　首先，从第一个情节中，不难发现“墙内开花墙外香”中，说明我国的集邮道路，有太多的曲折。在20年前，中国集邮落后。这种落后，今天赶上了吗？制约集邮发展的问题都解决了吗？其次，中国的邮政，在初期把持在外国人手上，其中有心酸和屈辱，“知耻而后勇”是振兴中国集邮的动力。再有，第二个情节说明，国人对邮票和集邮的认识，还有待深化进去，升华上来。对方寸的价值，有待提升。进一步大力宣扬和传播集邮文化的重要意义，象全社会重视古藉字画，古玩器物那样，培养集邮的自豪感，不止停留在“红印花”“蓝军邮”“文”票四珍之类上，也还要提升红特JT和编年等邮资票品上来。

　　中国的珍邮，大珍邮，早也流出国门，不能单靠“游子”的幽默传播中国文明。集邮和组集邮集，都要有坚强的经济基础做后盾。从去年《中国集邮报》开展的“集邮强国论坛”上获悉。如今要组集一部拿奖的传统邮集没一百万元下不来。为国增光，靠打折票横行，难也实现。本国的邮票价值，自己不能提升她的价值，靠外力提升，长此以往，与大国地位极不相称。

　　在治理集邮滑坡，集邮者流失，新老邮价值倒挂，打折票初见成效的复苏情况下，已经预示新一轮的集邮大发展，在新的条件下获得腾飞的内外因都已成熟。

　　新中国邮票走出国门，也不能单指望富人“捐资扶贫”似的买邮集参展的办法。尽管此不失为一条捷径。根本的出路，还是要靠搞好集邮，搞活集邮市场，取之于市，回报社会，从集邮队伍中涌现强人，深化和提高集邮档次。如果没有丰富的邮识，不可能领悟集邮的真谛，筛选最有价值的信息，还会出现新形势下的把珍邮来之高阁的现象。沈老的区票集，李曙光先生的军邮集，单靠丰富，没有长期的实践积累的丰富经验与邮识和对历史的感悟，是组不出来的。

（原发表于2004－5－31）